厚积薄发陈忠实

陈忠实是令人尊敬的作家。他写出的《白鹿原》，在当代具有经典的意义。陈忠实的文字，就像他的名字一样，把自己内心的那份忠诚、热烈的感情，用平实朴素的语言展现给了读者。

陈忠实出生在农村，先在农村中、小学当老师，后来又在区文化部门工作过四年，最重要的是在公社工作了十年。那时他不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去体验生活，而是以公社干部的身份进行工作。那十年是他对中国乡村的体验、理解及生活积累最重要的时期，对农民世界的了解和感受，为他后来创作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。

陈忠实回忆，早年的冬天，北京的一位编辑老何看过他写的《接班以后》，来向他约稿，认为它具备了一个长篇小说的架势。陈忠实当时还在惶惶着能不能写出第二篇、第三篇……他根本没有动过写长篇的念头，他便给老何解释这是老虎吃天的事。但他对老何却充满了感激之情。

陈忠实写作初期的最大特点是，农村日常的种种色色，在他笔下尤显逼真，充满了强烈的美感。他在家乡的那片原上成长着，思索着，坚守着，突围着，耕耘着。

1983年春夏之交，陈忠实调入陕西省作协。专业作家的身份，使他可以自由支配时间，于是他索性决定从城镇带着铺盖，回到了老家农村的院落潜心创作。他在祖屋里读小说、写小说。这个旧宅老屋，可以说是他文学写作和精神生命中的一个原点。

陈忠实回顾《白鹿原》的创作经历，构思与准备两年，提笔写作四年，期间经历许多艰辛，他对此感慨：“文学是我的幸与不幸。”在写作中，他把自己的生命、故乡的山水、人物和历史融为一起。他的写作不仅是“我”的写作，更是故乡的生命整体在讲话。他的艺术追求，融入了他面对民族生存苦难时所发出的思考与寻求，痛苦与彷徨，无奈与悲愤，绝望与渴望。

对于《白鹿原》的写作，陈忠实说：“我在创作时必须把自己关在屋里，这里笔下的人物仿佛都在我的周围活动，要是屋子里进来一个人那些人物都吓跑了，我也就写不出一个字了。”陈忠实在农家小院一住就是十年，直到《白鹿原》出版他才回到西安。

《白鹿原》成功了！陈忠实如同一位智慧的老农在讲述岁月的变迁，彰显出大气和浓烈的地域风采。此后，《白鹿原》以每年5到10万册的数量，销售超百万册，这在我国当代文坛非常罕见。

为什么《白鹿原》会引发读者持续的兴趣？陈忠实认为，这是因为自己是从心理层面来写历史。他说：“作家要把握的是一个时代人的精神心理，普遍的一种社会精神心理。在那个时代，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解体了，但在中国人精神心理上的遗留不会随着皇帝退位而消失。在这本书中，我想要尽可能把握那时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和精神历程。”

常读陈忠实的读者会发现，陈忠实每一篇文章的末尾，常署的是家乡的“原下”、“二府庄”等字样。即使在作协大院写出的文章，他附上的是“于雍村”或“雍村”，没有一次用过街巷或单位的名字。原因是他潜意识里依然亲和着乡村；尽管住在城市也有不少年头了，却拒绝把什么街什么路什么巷作为文章末尾的写作地点，乐于附上什么村什么寨什么庄这些乡村的名字；这种亲和和拒绝的意向，却是潜意识更是无意识的自然行为。

陈忠实给人一种独特感受，他没有过重的书卷气。他虽然只有高中毕业，他虽然来自社会最底层，但是他没有给人浅薄、俗气、小气的感觉，通过对艺术的不断学习、体验和追求，成就了陈忠实的现在。他在《生命里的书缘》一文中，记述了他在成为作家的过程中，一路上影响他最大的那些作家和作品。路途上立着几个人：赵树理、肖洛霍夫、柳青、刘心武、路遥、王蒙、米兰昆德拉、马尔克斯……有的是前辈，有的是他的朋友；路途上同时还立着一些航标式甚至纪念碑式的巨作，引导着陈忠实一步一步走上文学的圣殿。

生活中的陈忠实不会客套，他说话几乎不用形容词，偶尔一两句玩笑话，会逗乐在场所有人。别人拿他开玩笑时，他的那张沟壑纵横般的脸上，会现出憨厚的一笑。这就是陈忠实，只听他说话，就知道他是一个西北汉子。打眼一看，分明是典型的“秦人”造型。倾听陈忠实的讲述，感到他是这样一个人：生活简单，却能处处悟出道理；语言简朴，却总能一语中的。对人生的感悟，他可以用最简单直观的语言来描述：“馍蒸到一半，最害怕啥？最害怕揭锅盖。因为锅盖一揭，气就放了，所以，馍就生了。”

陈忠实之所以能成功，不仅因为他有过人的天分，还因为他有常人所不及的吃苦精神。在写《白鹿原》之前，他可以用两年的时间查资料，再用四年的时间去写作，这样的毅力与坚持，试问有多少人能够做到？所以说，《白鹿原》的成功并不是偶然，而是陈忠实厚积薄发的结果。而他的老到、老练，还有老辣，更能引发我们的深入思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