插班

1979年冬天，我到离家四五里路的郭楼联中插班读初中一年级。学校有两排房子，一条南北路把前排房子断开东西两部分，西边是小学高年级的教室，东边是初中二年级教室；后排西半部分是单独的院子，有五六间房子，是教师办公区。东半部是初中一年级两个班的教室。以前的初中都是两年制，这一年开始改成三年制了。

踏进教室，我感觉来到了杂物间。水泥抹面的黑板墨色斑驳，左下角巴掌大的一块脱落了水泥露出了墙砖。砖泥垒成的讲台上，四根粗粗的桌腿支起一块厚厚的桌面便是讲桌了。靠近讲台有五六排砖混结构的课桌，水泥面大部分光滑锃亮可以照出黑黝黝的人影，边角裸露着水泥砖砂，参差不齐。男女同学衣袖都摞着补丁，或带着套袖，还有三五个黑头涂脸的高矮胖瘦的男同学胳膊肘处露出了棉絮。教室后面两三排的书桌是木制的，宽窄高低颜色不一，一看就知道不是一个年代的物件。凳子有长条凳，有杌子，还有带靠背的椅子。这些凳子、杌子、椅子都晃晃悠悠、吱吱呀呀的。有一次，女同学爱红还被椅子面上的缝隙夹了屁股，疼的直咧嘴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儿，硬是没落下来。我后面的“瘦猴”坐的板凳面是一根碗口粗的圆木一分为二，当然是圆面朝上，我想坐在上面一定很舒服，几次和“瘦猴”商量换凳子坐，他都没同意。

教室北墙有两块活动的砖，东墙有一块活动的砖。课间，闲得蛋疼的几个同学，你在里边把砖推出去，他在外面把砖拱进来，像小公牛一样墙里墙外的顶来顶去，直到上课的铃声响了，才鸟兽般散去。

北风吹来，钉在窗户框上哗哗作响的塑料布，好像大鸟的翅膀，它遮挡住呼啸的北风，又搅动起屋内的寒气。我把头缩进围脖，整个人好像坠落进寒冷空旷的深渊。我感觉教室在北风中瑟瑟发抖，要不是房顶蜘蛛网、灰吊拉扯着屋墙的四角，风再大点儿它就会倒塌——这让我想起在郑家屯镇吉兴小学读五年级时那段冬日的时光。三间宽敞明亮的教室中间垒起一个锅灶，一口锅倒扣在上面，抹上了一层厚厚的泥巴。小腿粗细的方木、圆木在灶膛里呼呼地燃烧着。外面大雪纷飞，室内温暖如春，同学们的小脸都红扑扑的。透过教室北面窗户上淌着一道道水滴的玻璃，会看到紧靠后墙的取暖用的木材从东到西，垛得比窗台还高。几只麻雀蹦跳跳，从容地啄着木垛上的积雪，它们纤纤的细爪儿也触摸得到厚实的木垛里潜藏的温暖。当然，难忘的还有教室房顶西北角那只绿色的小喇叭，一到课间，它便播放歌曲。年底，室外天寒地冻，北风呼啸。期末考试结束后，校长利用广播主持全校发奖大会，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发奖。每个班级的班主任老师把奖品放到讲桌上，校长在广播里宣布每个班获奖学生的名单。

“五年级，第一名，张桂林，第二名……请班主任发奖！”

我在讲台上从老师手里接过塑封的日记本、铱金笔、年画。这是我小学阶段经历的最隆重的授奖仪式，也是我第一次受到奖励。多年以后，我确信那次奖励是埋在心灵深处的火种，它在我人生道路的黯然坎坷处会倏然擦亮。

由于语言障碍，两地生活惯的差异，我在学习上，感到十分吃力。同学们取笑我，喊我“小蛮子”，同龄人相互打斗，难免恶语相向，他们就骂我“臭糜子”。插班学习不久，一次考试后，政治老师在班上的一通点评，让我蒙羞受辱，无地自容。因此，我曾萌生过退学的念头，也产生过回东北的想法。

校长教我们的政治，按庄乡的辈分儿，我喊他二爷。“整天背着个书包，考这么少的分，书念到哪去了呢？还是考入省重点中学的学生呢！”二爷没点我的名，可说的就是我。班上的学生都不背书包，书都放在书桌洞里，我还是在东北念书时的习惯，背着书包上下学。当年我是郑家屯郊区小学唯一考入省重点中学——双辽一中的学生，我父亲向我二爷显摆过。我当时耷拉着头，脸埋在了围脖里。感觉四周的都目光射向我，像一把把锋利的小刀一层层剥落我的自尊。

后来，我的同桌广聚告诉我，冬天的教室那样冷——哈气成霜，他竟然看到我的脸像烧红的铁炉，热气从我浓密的长发里窜出，在头顶一缕一缕飘散。我的同桌广聚把当时的情形，说得有些夸张，不足为信。但这次打击，却点燃了我内心深处自强不息的火种。

这个冬天，在寒冷、简陋的教室里，我修复着自尊给我带来的伤害，克服语言的障碍，继续着我的初中学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