温情的老屋

老屋不大，胡基墙，青瓦顶，依稀可见墙壁间突显的糜子和麦秸秆。老屋最后一片瓦是在2012年冬天落下来的，还没来得及定睛看就已经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祖父在世时，东挪西借凑钱盖了三间泥瓦房老屋。青瓦和糜子是祖母的远房亲戚送来的，当时伯父、父亲还小，帮忙抬椽、架檩、和泥、打墙的都是村里青壮劳力。有村东头后来考上高中专进城落户的兴运伯，有祖父平时处的好的瓦匠朋友，有祖母远房的亲戚。只听祖父在世时给我讲那些年轻人，光着膀子和泥，打胡基，上房顶的瓦。底下的人一次五六页瓦一垒，卯足劲往上抛，房顶的人向前倾着身子双手接瓦，动作十分娴熟，有说有笑。那场面自是热闹，没多久老屋就建好了。

三间老屋建好了，祖父母占一间，大伯父和大婶占一间，剩下的一间住着父亲、义叔、兰姑。父亲住的那间屋里还放着煤油灯、锄头、犁、耙、架子车、牛槽等等。听父亲讲他和母亲在老屋完婚，婚后第二年有的我。义叔、义婶结婚后有了堂弟，还在老屋住过半个多月，祖父在老屋准备好嫁妆，迎亲的队伍是从老屋把兰姑接走的。当然老屋于我而言，也有独特的感受。

老屋是我儿时嬉戏的场所。小时候比较淘气，常常出门不告诉家人，祖母用嘶哑的嗓子满村子喊我的乳名，直到天黑拉着我回来。有回和别的孩子玩捉迷藏，想到老屋里晒麦子用的竹席，便径自跑回家把竹席卷好，自己钻进去让它立起来。我暗自窃喜找我的伙伴这回可惨了，岂不知他们早已各回各家了。等到家人回来时，不见我的踪影，慌了神，就满村找我。我还是没有显身，直到他们筋疲力尽时，我才悄悄从竹席里溜出来，结果挨了母亲用扫帚的抽打。

老屋见证了家庭从无到有的过程。听母亲讲，她刚结婚时，家里一贫如洗，眼看入冬了，开春的麦面都不够吃，还是从舅舅家借来的。地里草比人长得还高，没有人去打理，母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，生了我，和父亲商量着先解决温饱问题。种西瓜、种草莓、种莲藕，他们靠着农村人的朴实、善良、勤劳让日子逐渐红火起来了，时常请邻居亲朋到老屋坐坐，喝着茶水、就着甜品、拉拉家常。

老屋里还有父亲无尽的爱。学说话那会儿，父亲便开始教我背唐诗，当然比不上现在孩子这么优越的条件，有名目繁多的学习工具。父亲一字一字教我朗读李白的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；王之涣的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”逢人便背，得到的夸奖多了，父母亲脸上也有光。那时候，父亲在西安电车厂当临时工，一周回来一次，有时工作忙两周回来一次。但我记得很清楚，他无论回家多晚、身子多累，都要在我的额头亲上一下。有时没刮胡子，渣的我咯咯笑。

洗尽铅华的老屋，随着岁月也在不断流逝。当年中年的祖父已经满头白发，拄着拐杖，步履蹒跚；英俊潇洒的父亲已到天命之年，佝偻着身子还得每天早起去喂鸡，将奶牛从老屋牵出，傍晚再牵回去。老屋，和他们有血浓于水的感情，他们离不开住了一辈子的老屋。

由于年久失修，我曾与父亲上房掀起青瓦，冒着大雨用毛毡修补漏雨的老屋；也曾与父亲和泥修葺胡基墙脱落的墙皮；在夏季雨淋、冬季雪落的时候，用木头椽顶着老屋内的檩，生怕塌了下去，毁了那些劳什子玩意儿。为这，我问过父亲为何不把老屋拆了，家里也敞亮些。他总是摇摇头对我说：“老屋不能拆，这些割好的洋槐木放哪里啊？绝不能晾在外面风吹雨淋，都还有用处哩！”“都什么年代了，谁还用木头啊？”我辩道。“你懂个啥“！父亲呵斥道。从此我再也不提拆老屋的事了。

直到2012年5月份，父亲知道我要把女朋友带回家，高兴的不得了。看到儿子出息了，就开始忙着在家张罗。还特意打电话问我老屋只剩一间房了，还是拆了吧！让你朋友看到不好啊！在电话里我就告诉他不用拆，女朋友看重的是我这个人，她也是农村出身，不会介意这些的。父亲心里还是不踏实，让我问女朋友的意思。我把这事藏在心里带着女朋友就同父母见面，父亲对女朋友很满意，还半开玩笑问她：“姑娘，我们家里的老屋摆在那里，你看着不会嫌弃我们家穷吗？她笑着说：“叔叔，我家原来也是农村的，那时住的也是泥瓦房，看见老屋，觉得很亲切，就像回到故乡见到亲人。”说完这话全家人都乐了。

为了给我办一个体面的婚礼，父母瞒着我还是把仅剩的一间老屋拆了，把给我做婚房的平房装修了一遍，他们住在石棉瓦搭的棚子里，整整两个星期，冬天外面阴冷潮湿，他们互相取暖。一想起父母为我做的这些眼泪就止不住流下。儿时拆不掉的老屋，到我结婚时拆了，近40年了，它见证了这个家不为人知、风雨同舟的故事。

我明白父亲在我儿时不拆老屋的原因了，老屋里割好的洋槐木是给我做结婚用的立柜、床头的，那是他一块一块亲手挑选的。看不见老屋了，我的眼睛湿润了。老屋不在的第二年，祖父便去世了。时过境迁，老屋走远了，但它深扎的那片热土还依然是温情的，给了我温暖，照亮了我的前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