娘的老屋

娘离开我们二十五年了，临走时，把体温都凝固在了老屋的墙壁上和家具里。每当我回到老屋，都能感触到娘体温般的温暖。娘的老屋是典型的农村建筑，青石根脚，红砖到顶，黑色的大门不作任何装饰，朴朴素素的。

我和妻每周都回老屋一次，门前门后和院里院外都是必须打扫的。扫地、擦玻璃、抹家具一样不能少。室内还保持着娘生前的原貌，床还是娘睡过的木床，被还是娘盖过的被，拆洗了几次还保留着娘喜爱的旧被面。

娘是五十三岁去世的，没给儿女们留下尽孝的机会。每每想起娘来，妻总是红着眼圈说，一天也没有伺候过咱娘，遗憾啊！

娘从小在城里上学，不懂农活。常听爹说，娘是师范生，是学校里的校花，爹为了追求娘自学了俄语，经常用俄语给娘写信，但一封回信也没收到，等见着我娘才知道，学校没有开设俄语课，娘是不懂俄语的。毕业后，娘成了一名人民教师，爹成了工委的干部。

文革时，爹挨斗，娘被强行退职回到农村。爹不会种地，娘不会生产，经常遭社员们的白眼。爹娘白天下地干活，晚上还得准备交代材料。娘是被斗怕了，高音喇叭一响，娘的精神就紧张起来，那种声音把娘的身体和精神彻底摧垮了。从此，娘就落下心脏病的病根。

娘生育了五个子女，我排行老三，是家里的长子。记忆里，最深刻的是每年的除夕夜，等我们几个孩子睡下了，娘坐在炕边给新衣锁边、缀扣子；爹坐在小凳上给新鞋砸气眼、穿鞋带。娘做好一身新衣，叠好，放在孩儿的脚底；爹穿好一双鞋带，把鞋摆在孩儿的头前地下，等一溜五双鞋摆齐了，天也就明了。娘常叹着气说，最幸福的，就是看着五个孩子一天天地长大。

1975年娘平反恢复了工作，还没等回到工作岗位上，灾难就一个接一个地压到娘背上。我患骨髓炎需要手术，爹带我去医院的路上出了车祸，昏迷七天才醒过来，医生说，顶多活三个月，没啥指望了。娘看看生死难料的爹，看看不手术就有生命危险的我，一咬牙，把爹和三个姊妹交给了十六岁的大姐，带我去石家庄做手术了。

我的手术做了八个多小时，还输了血。娘孤零零一个人站在手术室门前，从上午等到下午，又等到天黑。手术室的门终于开了，手术比预计多出四个多小时。

娘守在我的病床边，望着我蜡黄的小脸，一边流泪一边喊着：“孩儿，你快点醒来吧。你要有点啥事儿让娘咋活呀？”

晚上九点多我醒过来了，娘边擦眼泪边问我想吃点啥，我说想喝疙瘩汤。偌大个石家庄举目无亲的，让娘上哪儿去做碗疙瘩汤呢？娘嘱咐我一些话，拿着碗走出了病房。小半天的时间，娘回来了，手里拿着空碗，却从怀里掏出一个包着毛巾的茶缸。倒出来，整整一碗热腾腾的疙瘩汤。娘用小勺盛起，用唇试一下温度，轻轻送到我嘴里。伤口的疼痛使我难以下咽，我推开汤勺。娘哭了：“孩儿啊，吃一口吧，娘做这碗汤比讨饭还要难啊！”那一晚，娘敲了多少家门、给人家说了多少好话我不知道，那一碗疙瘩汤是怎么来的，我至今也不清楚。我唯一清楚的是：那碗疙瘩汤里头有我娘的眼泪。

娘把生命都匀给了我和我爹。我长大了，爹活下来了，娘的生命走到了尽头。在我女儿十天大的时候娘病了，娘走到我女儿的身边，摸摸妮的小脸说：“你是春天生的，就叫春蕾吧。小蕾蕾，奶奶到医院看病，病好了回来好好亲你，啊！”娘走了，这一走就没能回来。娘没了，爹的魂也让娘带走了，没多久爹也走了，我知道我爹是离不开我娘的。

我爹离不开我娘，我更离不开我娘，娘没了，老屋成了我唯一的心灵依靠，在老屋里，我能看到娘的笑容，我能闻到娘的气息，我能触到娘的体温。

岁月流逝，蹉跎二十五年，再回到娘的老屋，依然感受着娘的温暖。娘的老屋，我灵魂里永远温暖的怀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