怀念那盏玻璃罩灯

1952年7月，我到石家庄市郊区党家庄任小学教员。办公地点是两间敞开的西厢房，办公室有三个人：苗先生、周女士和我。夜间，三盏玻璃罩子灯放在办公桌上煞是明亮。

没多久，苗先生辞职了，他说：“家有二斗糠不当孩子王。”我与周女士不怕苦、很乐观。她活泼开朗，办公间歇常讲些笑话和村子里的怪异之事，虽说有点怕，但愿意听。某日，周女士一进办公室就说，学生们给老师编了个故事，说潘老师盘了个锅头（灶），康老师蒸了锅糠饼子，党老师挡了一下，周老师一见，“啊！吃这个？”一脚把锅头踢倒了。说完她笑，我也笑，“学生们真逗”。试想，农村文化生活十分贫乏，逢年过节才演一两场大戏，一年半载看不了一场电影，平时连耍猴的也不来光顾，三五个学生在冬日的暖阳里或者牲口棚里编出上述的故事来，也不奇怪。他们才是三、四年级的学生，能得心应手地运用谐音的修辞方式编出那么生动的故事来，是他们聪明才智的表现。60年过去了，故事的作者们还健在否？想念他们。

冬夜漫漫，与周女士免不了说起未来。她说：“考中师。”我说：“考大学。”于是买来一堆参考资料，在罩子灯下边学习边做笔记，日夜不辍。当年她16岁，我18岁，与她“共剪西窗影”，耳鬓厮磨，彼此感觉到一种异性的吸引力，但不像现在男女那样的爱情方式，而是传统的委婉的像毛毛细雨一样，滴在衣服上，似有似无。我们办完公还要给学生教室添煤封火，她端着罩子灯，我拿着簸箕，添了一个教室又一个教室，夜夜如此。手黑了，脸黑了，相顾一笑，默默无语。次日早晨，常常是一个封死了，一个着灭了，早饭只好放弃，或者吃凉饼子喝凉水，绝对不耽误上课。

春节后那场似有似无的毛毛雨爱情戛然而止了，我调到了北焦小学。照明依然是玻璃罩子灯。1956年“五一”后，决定报考大学，阅读、查资料、记笔记，全靠罩子灯帮忙。六月底，七月初，天气闷热，将罩子灯移之户外，这可热闹了，那些小飞虫像赶庙会一样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，噗噗地扑向罩子灯，竟有不怕死的钻进罩子灯里。它死了，灯灭了。这样一次次灭，一次次点，从不敢有半点松懈。当年8月，我接到了天津某高校的录取通知书，从此和罩子灯拜拜了。大学四年，夜间照明全是日光灯。1960年深秋，我分配到正定师范学校任教，可周女士在7月份就离开正定师范干训班了，与之失之交臂。“文革”中，在某个小街上与她偶遇，她哭了，那么伤心，似有难言之隐。之后周女士调到桥西一所重点小学，由于能干、热情和特有的凝聚力，这所学校办得很有特色，风生水起，家长们都想把孩子送入这所小学。

我不如周老师，仅是教育战线上称职的高职人员。

晚年，我在赵佗公园西侧买了一套高层房子，透过南窗，一望二三里就是党家庄，那是我初恋的地方。

一次我去新苑路买菜，碰见一位老婆婆，她说路南是党家庄，路北是赵陵铺。我说找个学生叫孙*珍的。她一愣，说她就是，她问我是谁，我说是康老师，她又是一愣，说：“不像，不像，一点都不显老。”可是她却满头白发，一脸沧桑了。她又问：“周老师可好？”我不作答。“啊，我还以为你俩是一家子呢？”她有点失望，又说：“当年，你和周老师都那么帅，是我们崇拜的偶像。”我笑了笑：“不必提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”

晚上，党家庄高楼已是一片灯海，可是我还在怀念那两间敞开的西厢房，还有那盏罩子灯。我桌上有一本苏东坡的选集，平时不断品味着他老人家的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”的名言。我想：人生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。